摘要：被允许的危险在刑法中具有开放的空间性，允许的危险产生依据社会实践是过失理论的变革。被允许的危险不是允许一切危险，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某些风险，国家和社会对危险的容忍度在确定犯罪标准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允许的危险从实质上限定犯罪范围的作用。

关键词：允许的危险 过失 犯罪构成 犯罪对策

“被允许的危险”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冯巴尔在《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中提出。他认为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危险性活动和行为，由于其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它给人们的生命或财产带来的现实危险，所以这种危险的活动和行为得到了社会的允许。我们不能为了避免这些危险性而去阻止这些能带来巨大利益的活动和行为，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便只能在尽量减少这些活动和行为所带来的危险的前提下，允许这些危险活动和行为的存在。从刑法的角度出发，并不是一切对社会有危险的行为都是犯罪，某些行为虽然存在对社会的危险，但刑法并不予以否定，或虽然予以否定评价，认为是犯罪，甚至有些危险行为还得到一定的褒奖，这样的危险就是被刑法规范允许的危险。


一、允许的危险产生的依据


允许的危险理论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依据。一是社会实践依据。在现代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中，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践等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危险行为明显增多，但这类行为在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有些危险社会予以漠视，有些危险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甚至是必要的或有用的，从利益权衡或政策角度考虑 没有必要全部予以禁止。因此应当允许或容认，如大型重化工业或高端工业、高速交通运输业、竞技体育以及一些没有明显被害人的行为，他们虽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危险，但刑法并不认为是犯罪。也不把他们纳入犯罪圈，这些危险，就是刑法可以允许的危险。二是与过失理论的发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本来的过失理论是以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为中心或本质的，即只要行为人可能预见到危害结果，而结果又发生了，就存在过失。这种以结果预见义务为中心的过失理论由于过分注重对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而这种预见义务通常又很容易认定，行为人要否定自己的过失几乎不可能，结果的发生几乎成了认定过失的唯一依据。这被认为是受了古代结果责任观的影响，存在导致扩大处罚范围的危险，因而为许多学者所否定。一种较新的过失理论则在批判上述理论的基础上产生，这种理论认为，过失的本质不只是对结果预见义务的违反，而且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虽然行为人在某些场合预见到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只要尽了结果回避义务，即遵守了行为通常所必需的规则，以一般人应有的谨慎态度行事，即便存在一定危险，而且也出现了危害结果，也不认为有过失，当然也不能认为构成犯罪，即这种情况下的危险，是允许的危险。


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其实是过失理论一场悄然的革命，倡导过失的核心已经不在于危害的结果，而在于过失行为本身，只要行为人客观上尽能力遵守了具体的注意以为，即便发生危害结果也不付过失责任。现在被允许的危险的理论精髓已经融入到各国的立法和司法中了，甚至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认为，日常生活中存在必要地危险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就不能否认有预见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对此都以过失犯论处是不妥当的。被允许的危险不是漫无限制地允许一切危险,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某些风险。国家究竟允许哪些风险取决于业务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允许的危险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不仅对过失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刑法学理论体系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1]。在罪刑法定原则支配下的刑法及其理论，非常重视形式的侧面和客观的侧面，对实质面和主观面有冷落的倾向。而仅仅从实质出发的刑法理论又存在破坏法制侵犯人权压抑自由的危险。允许的危险的理论，是以折中的面目出现的，它以社会危害性为基底，重视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实质侧面和规范侧面，尤其把社会作为评价主体、危害行为(人)作为评价客体，从事物之间关系角度揭示问题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为，它的积极意义，不能仅限于过失理论方面，理应对刑法理论的其他领域，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允许的危险与犯罪及犯罪构成


犯罪是侵害社会生活共同秩序的行为，然而并非所有侵害社会生活共同秩序的行为都是犯罪，犯罪是不包括社会可以容认的危险行为。所以国家和社会对危险的容忍度在确定犯罪标准上起着决定性作用。此外，还有那些表面上与构成要件相符，因社会可以容忍而不成立犯罪的情形。因此，犯罪所制造的危险，是国家与社会不能允许的危险。反之，即便危险在一些人看来并不重大，如社会不能容许，则仍有可能成为犯罪。


危险递增理论也说明了容许的危险在确定行为的犯罪性上的意义，即危险只有递增到一定量的时候，国家刑罚权的介入才是正当和必要的[2]。也就是说，当危险还只停留在可允许的程度时，没有犯罪，因而也没有刑罚。


犯罪构成是刑罚法规规定的犯罪类型或者犯罪轮廓的观念形象。即将现实中个别的、具体的犯罪现象进行抽象、概括出共同要素后形成的观念形象。何种类型的行为，何种要件可以成为犯罪要件，以及在构建其之前、之时对它们是否需要价值判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构成要件是客观的，价值上中性无色、形式化的东西。在进行犯罪符合性判断时，不能作实质判断。笔者以为，在刑罚法规已经制定且已成为判断行为是否与之符合的依据时，对构成要件的理解不需要实质东西。但在刑法法规形成之前、之时，立法者却不能不借助价值判断来确定条文的犯罪构成。立法者绝对没有必要将那些社会允许的危险行为予以类型化，那样做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违背，会导致刑法过分干涉人们的生活，有违刑法尊重人权、保障自由的宗旨。所以允许的危险在这里起着从实质上限制立法的作用。或者从罪行法定的角度看，促使立法者不仅追求法的形式合理，更要追求立法的实质合理。允许的危险理论告诉立法者，虽然你可以创造法律，但你决不能随心所欲的立法，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权及发展人民的潜能，用刑法禁止社会允许的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允许的危险与犯罪对策


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犯罪、预防犯罪，同时也不至于导致刑法过分干预人们的生活，从而缩小人们的自由，在犯罪对策里就有一个如何划定犯罪圈的问题，这就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犯罪化要解决的是把什么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理，一般情况下对社会无害的行为人们都不会认为是犯罪。有争议的是，某些行为，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看，存在一定的反伦理、反道德的因素，因而被许多人认为对社会有危险。但这样的行为该不该作为犯罪，分歧很大，如成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通奸、自愿吸毒等行为。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规范的违反的学者认为是犯罪，反之，认为犯罪是对法益侵害的人则不认为是犯罪。


犯罪行为给社会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或危险，什么是安全应该有一个判断标准，它可以是一个风险率、指数或等但绝不可能是零。一方面，作为危害行为发生的几率不能是零，另一方面，社会也不可能通过控制把各种危害现象的危险降低到零。因为事物的规律和本质表明，危险可能是零。人们的认识能力、行为能力有限，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领域不断拓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在不断更新，人类不仅不能控制自然的危险、技术的危险，也不能控制人类自身的危险。所以一定限度内的行为危险，社会是可以容认的。反之，只有人类社会全面静止或消亡了才不会有危险。同时，一个被过分控制了的社会，从表面上看危险减少了，但人们的创造力、活力也会随之减少。因此，一个安全的社会，必然是存在犯罪的社会、存在危险的社会。正如霍尔巴特大学的罗林就技术安全的指标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安全指判明的危险性不超过允许限度。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就是一种可以允许的危险。因此安全的观念对我们制定犯罪对策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允许的危险的理论不像有些学者所述只是重视行为无价值，它也考虑到了结果无价值，是二者的统一，因为社会允许的危险既包括行为危险，也包括结果危险。另外，它包括了行为无价值和行为人无价值。事实上，某些行为人的人格危险如果没有超出社会容许的范围，是不能课以社会的防卫处分措施的，如轻度的人格障碍，有着不良习惯的未成年人等。


四、结语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允许的危险的理论的机能决非停留在仅仅只是揭示过失的本质，它起着从实质上限定犯罪成立的作用，这与罪刑法定主义既重视法益保护又重视人权自由的保障的宗旨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张明楷 外国刑法纲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 监察部驻国务院国资委监察局


中共国资委纪委文件

国资纪发[200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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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中央企业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纪委(纪检组)、监察局(部、室)：

　　为贯彻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落实2006年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部署,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2005年“中央企业不良资产责任认定和处理工作经验交流会”的要求，国资委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2006年在中央企业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的目的

　　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立不良资产管理和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的要求，认真履行纪检监察工作职责，促进中央企业加大对不良资产的监管力度和规范管理, 进一步改善资产质量,维护企业资产管理效益和资产运行效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的主要内容

　　凡有不良资产的中央企业都要针对不良资产管理开展效能监察。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在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中，要紧紧抓住责任人履行职责、执行法规和完成任务等主要监察内容，突出检查不良资产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和时效性，及时纠正企业不良资产管理中的违规违纪行为，并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加强管理行为控制，提高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紧紧围绕明确不良资产管理责任、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处置方式、落实责任追究等关键环节选题立项, 组织实施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不良资产管理责任是否落实。检查是否按要求落实不良资产管理的领导责任，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和管理职责；检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总会计师、纪委书记是否在不良资产管理工作中切实履行责任，领导并亲自参与企业不良资产管理工作。

　　(二)监督检查不良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建立。检查是否按照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账销案存资产管理工作规则》（国资发评价[2005]13号）和有关规章制度要求，建立了不良资产账销案存管理制度和资产损失日常处理机制，以及其他相关制度；检查这些制度是否得到有效落实。

　　(三)监督检查不良资产处置工作是否规范。检查对已经认定的资产损失是否制定了继续清理和追索的措施；检查是否分类处置不良资产，处理方式是否规范，处置收益是否按规定入账；检查对《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规则》(国资发评价〔2005〕67号)执行情况，把国有资产损失降到最小。

　　(四)监督检查不良资产过错责任是否追究。检查有关部门是否对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整改建议；检查对违纪违法或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问题，是否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对发现的案件线索，是否按规定予以查处。

　　三、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的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是强化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手段,也是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任务。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在企业负责人的统一领导下，根据企业不良资产管理工作的整体安排和企业不良资产的具体情况，选好效能监察项目，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协调组织力量，认真实施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工作，把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工作抓实、抓好。

　　（二）严密组织，形成合力。纪检监察和财务、审计、人事等部门要分工明确，责任到位，要通过有关联席会议及时了解和沟通有关情况，加强信息通报，共享监管资源，及时研究处理重要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监管成本；对生产经营管理中可能发生的重大资产损失情况，要随时通报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资产损失。

　　（三）分清责任，严肃纪律。对由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等过错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责任人，不论发生在什么时间、不论责任人是否离职都要严肃追究，并予以相应处罚；对历史遗留的资产损失问题要查明原因，认定事实，分清责任；对新发生的资产损失，更要严格责任认定，依法依纪依规实施责任追究，确保责任追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组织抽查，总结提高。2006年下半年，国资委纪委、监察局将对这项工作的开展情况组织抽查。

　　各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对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的情况报告和信息交流，注意发现典型，总结经验；要认真搞好工作总结，并填写《中央企业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情况统计表》，于2006年11月底前将总结报告和有关统计表径报国资委纪委、监察局执法监察室（联系人及电话：徐丽颖 010-64471471，传真：64471432)。

国务院国资委纪委 监察部驻国务院国资委监察局

2006年2月5日



　　附：《中央企业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情况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