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创新提供法治环境/郝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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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7-22 22: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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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提供法治环境
2000年11月8日 02:45 郝铁川
9月17日上午，西安交通大学思源活动中心，在中国科协2000年年会开幕式上做特邀学术报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就美国哲学和亚洲哲学进行了一番对比之后，对亚洲哲学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杨振宁说，美国的中学生在考试中是比不过亚洲学生的，他们常常只能考倒数的名次。但也有人开玩笑说，恰恰是美国学生考倒数的名次，才成就了美国创新的氛围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哲学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亚洲哲学把学生引入狭窄的专业；美国哲学允许学生东跑西跑，亚洲哲学让学生按部就班；美国哲学喜欢学生活力充沛，亚洲哲学喜欢学生安安静静；美国哲学训练的学生勇敢，亚洲哲学训练的学生胆怯；受美国哲学浸染的学生有自信心，受亚洲哲学浸染的学生没自信心；美国哲学下的学生傲慢，亚洲哲学下的学生谦逊。新经济要求我们拥有改变一切的勇气，未来科技和工业、经济三者结合得更加紧密，人类的生产力将日新月异，新事物将层出不穷，只要勇于改变一切，就会取得成功。杨振宁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他对亚洲哲学的批评显然是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在内的。
其实，批评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体制缺乏创新意识及机制，自近代以来不绝于耳。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就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最重之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虚，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1918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也；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
从严复、李大钊到杨振宁，前后相隔百余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却惊人的相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沉思。江泽民同志最近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则包括观念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理论创新等。不难看出，现代法治是保障创新的重要体制和机制，她推崇人格平等、权利神圣、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她保护知识产权，为人们创造发明的天才之火再添加一把把利益之油；她使人免于恐怖、免于匮乏，安居乐业，等等。可以说，创新的实质是自由，而现代法治正是人类自由的钢铁卫士。
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体制弊端之大，莫过于缺乏并扼制创新自由精神。今天当我们设计现代法治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她对创新有益吗？
2000年11月8日 02:45 郝铁川
9月17日上午，西安交通大学思源活动中心，在中国科协2000年年会开幕式上做特邀学术报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就美国哲学和亚洲哲学进行了一番对比之后，对亚洲哲学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杨振宁说，美国的中学生在考试中是比不过亚洲学生的，他们常常只能考倒数的名次。但也有人开玩笑说，恰恰是美国学生考倒数的名次，才成就了美国创新的氛围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哲学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亚洲哲学把学生引入狭窄的专业；美国哲学允许学生东跑西跑，亚洲哲学让学生按部就班；美国哲学喜欢学生活力充沛，亚洲哲学喜欢学生安安静静；美国哲学训练的学生勇敢，亚洲哲学训练的学生胆怯；受美国哲学浸染的学生有自信心，受亚洲哲学浸染的学生没自信心；美国哲学下的学生傲慢，亚洲哲学下的学生谦逊。新经济要求我们拥有改变一切的勇气，未来科技和工业、经济三者结合得更加紧密，人类的生产力将日新月异，新事物将层出不穷，只要勇于改变一切，就会取得成功。杨振宁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他对亚洲哲学的批评显然是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在内的。
其实，批评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体制缺乏创新意识及机制，自近代以来不绝于耳。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就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最重之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虚，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1918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也；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
从严复、李大钊到杨振宁，前后相隔百余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却惊人的相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沉思。江泽民同志最近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则包括观念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理论创新等。不难看出，现代法治是保障创新的重要体制和机制，她推崇人格平等、权利神圣、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她保护知识产权，为人们创造发明的天才之火再添加一把把利益之油；她使人免于恐怖、免于匮乏，安居乐业，等等。可以说，创新的实质是自由，而现代法治正是人类自由的钢铁卫士。
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体制弊端之大，莫过于缺乏并扼制创新自由精神。今天当我们设计现代法治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她对创新有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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