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的通知

2003年6月5日
高检发[200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当前，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新任务，检察工作总的要求，是要履行法律职责，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是检察机关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加大工作力度的重要保证。近年来，检察机关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检察院办案程序不规范，执法随意性大，办案质量不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案件管理工作薄弱，不能有效地发现和解决执法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和办案质量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一是一些检察院对办案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和有关重大典型案件的办理情况，没有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检察业务统计工作存在上报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弄虚作假的问题；二是上级检察院对检察业务工作信息的分析和综合利用不够，影响了对下指导力度；三是案件管理工作缺乏系统化和规范化，信息化程度不高。为了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工作，规范办案活动，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这个《规定》已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4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要强调以下几点：
一、要坚持实事求是。各地在上报办案工作情况时，要坚持及时、准确、全面的原则，保证上报信息的真实性，做到数字准确、情况清楚、内容确实。既要如实上报工作的进展和成绩，更要如实上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不得迟报、漏报、瞒报重要信息。
二、要明确责任，严肃纪律。案件管理工作要实行责任制，从办案情况的收集、分析、报送到审查、督办，每一个环节的责任都要落实到人。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要予以批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情况或者强令、授意有关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情况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或领导人员的责任。
三、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各地要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案件管理工作的信息网络建设，逐步实现办案情况收集、传输、存储、处理的计算机网络化，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对办案情况的宏观管理、跟踪监督、质量评估和问题预警，提高案件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

(2003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现就加强案件管理作如下规定：
一、实事求是地做好统计月报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按月向上级检察机关报送检察业务工作的统计资料，提出统计分析报告，强化统计咨询和监督功能。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统计资料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严禁弄虚作假以及各种违反统计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行为。上报的统计资料，必须经本院主要领导审核签发。省级人民检察院每年要组织一次统计执法检查。对单位领导人或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编造虚假数据的，要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纪给予处分。
二、完善重大典型案件专报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重大典型案件时，应将办理情况和结果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对于下列五类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要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办理进展情况或结果：
(一)有关案件备案和报告制度中规定的需要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和报告的案件；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重点督办的案件；
(三)在全国或本地区有重大影响、新闻媒体关注的案件；
(四)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中，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报告的其他案件。
三、建立办案情况定期分析和上报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每季度要就本地区检察机关办案的总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办案的一般情况、办案质量分析、发案特点和规律分析、办案机制和执法问题分析、对办案中倾向性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四、完善办案信息审查和对下指导工作机制。上级人民检察院研究室负责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办案总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向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提交分析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宏观业务指导。检察委员会应每季度听取一次办案总体情况或有关业务工作情况的报告，研究解决办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下级检察机关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要及时作出有关规定或提出指导性意见。
五、加强重大案件督办工作。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重大案件的督办工作，健全督办机制，完善督办制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列入督办范围的案件要做好备案，加强督促检查，定期向主办单位了解情况。省级人民检察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重点督办的案件，一般要每两个月专报一次办理进展情况或结果，重要案件的进展情况和结果要随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要及时汇总督办案件的办理情况，定期向各省级人民检察院通报。
六、进一步加强案例编纂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每年要组织业务交流和案例研讨，对带有普遍意义的案件进行深入分析，及
时编纂和印发对办案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院办结的刑事案件，要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录入《中国刑事案件数据库》。
七、积极推行办案流程管理。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根据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建立科学的办案流程管理机制。对受理控告举报、初查、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抗诉、办理申诉案件等各个办案环节，都要制定明确的操作规范。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及时总结各地实行办案流程管理的经验，适时制定本地区统一的办案流程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就一些重要业务工作制定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办案流程。
八、加强案件管理工作的信息网络建设。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积极建设计算机局域网和专线网，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对办案进行科学管理。已经建成计算机局域网的单位，要加强案件管理方面的数据库和软件系统建设，充分运用局域网对办案流程实行动态管理，对办案质量进行动态监督，建立办案质量预警机制，逐步实现案件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现代化。
九、进一步完善办案工作考核办法。各级人民检察院都要结合实际，从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办案、准确适用法律、规范制作法律文书、遵守办案纪律等方面，制定或完善办案工作考评标准。办案考评结果要作为检察官年度考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晋职、晋级的主要依据。
十、加强对案件管理工作的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要高度重视案件管理工作，检察长要亲自抓，并确定一位院领导专门分管案件管理工作。要定期对案件管理工作进行总结，督促下级检察机关和各业务部门，做好办案情况分析、报送等有关工作。省级人民检察院要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案件管理办法，对市、县两级人民检察院的案件管理工作作出相应规定。

《法律援助条例》施行之日的随想
——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难以推行的剖析

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于2003-07-31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３８５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于动作大约有3-5年，通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广大律师已感到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行难、办案不易、办案经费无处落实、劳动报酬全无、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一般民众不信任刑事案件的法援辩护律师及辩护效果。为此，在《法律援助条例》施行之日，将所遇到的、想到的有关问题提出，并作浅析。

●关于法律援助的基本含意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解释】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主体——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包括律师、公务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
【而《法律援助条例》规定】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根据第三条的规定，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所谓的“律师”，律师只是具体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人、参与人之一。这相当于政府的某项拨救济款工作，由财政局具体工作人员发放，此时政府是主体，款是政府给的，而不是财政局工作人员给的一个道理，具体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拨发救济款行为的的主体。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实质”的表述】
法律援助，即请律师辩护“政府买单”。
这种表述是完全符合《法律援助条例》的立法宗旨与规定精神的，同时一语道破法援的实质。说明媒体对条例的理解与认识是十分准确到位的。遗憾的是，目前政府对于法律援助并未支付一分钱给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的确未“买单”，但这“单”不一定是政府在买，而实质是社会民众在买单。这与当前我国社保缴费一样，本应政府付款，而现在是由企业与职工个人在承担一样。我们可以想到，政府就法援经费肯定是拨了专款的，但这款是司法行政机关用在设备上、纸张上、活动上，中心人员工资报酬上，而未向律师支付。因此，对于具体案件要发生的必须费用一般是由承办律师支付了，国家、政府、司法局、法院均不支付。

●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质
在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将其本应承担的司法救济行为义务，转移到广大法律工作者。司法救济行为，本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包括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是行为人，即行为主体。其次，司法救济行为无非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渠道，二是费用；解决这两个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理应不再存在实质问题。
目前从法律规定上，司法机关从面上保证了司法救济的渠道，或称通路。对于这点，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交诉讼费，一般不可能，得到法援的可能性太小太小。也就是将原我国刑法制度的法院指定辩护转换到了法律援助辩护。关于费用，这是个多方面问题，一是司法机关是否支付？以一个刑事指定辩护案件来讲，必须发生的费用有：1、指定辩护人费用，80年代四川省地区省会城市大约为人民币15元，当时的硬壳《红塔山牌》香烟为人民币5.5元一盒（市场通价），也就是说，法院给的指定辩护费不足以买三盒；2、阅卷复印资料费，对于刑事案件，目前成都法院采取复印阅卷方式，即辩护人到法院阅卷时，法院将可以给律师的诉讼卷中的证据卷在法院指定地点进行复印，律师支付复印费。需要说明的是，法院内复印资料，一般出具的是具有与白条相同性质的普通收据，本人目前还未见到使用发票的情形，且复印A4纸一页，街上小店一般为人民币0.25元-0.30元，法院通常而收0.5元一页。假设一般中等工作量案件，以复印100页计算，复印费合计为人民币50元，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支出。在法院指定辩护时，这费用也是律师来支付。3、会见被告交通费，目前大城市的看守所一般远离城市，辩护人会见被告必然要产生交通费。
●另一方面，国外不少国家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事务，通行由国家律师或称公职律师办理，而公职律师的劳动报酬是由国家支付的。而我国目前没有公职律师。而自从有了法律援助后，法院连指定辩护费也省了，这样的援助实质不能称之为司法救济，而是社会民众救济。因法律援助的费用与主体为社会人员而无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和行为。因此，从此目前的实质，不少报刊称“法律援助”为“政府买单”的说法，实属信口开河。
从前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立法有两个常见现象：1、法律调整范围是政府行为的，即使具备条件了，也不颁布；对民众有利的法律，不具备条件也要颁布。这种立法的作为与不作为，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无可依性，也就相当于没有法律的效果。目前法律援助条件是，司法行为主体不支付费用，公职律师制度未实行，法律援助中心也不支付费用（注：本文“费用”不包括律师报酬。本来就是极少的费用，国家与相关机构都不愿意支付，律师报酬就压根不要想）。
结论：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具体法律意义，或者说与原立法者的初衷相违。愿《条例》上设立的法律援助早日出现。

●“法援案件”成为律师与律师事务所遇到的两难问题
●对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而言，对于目前律师执业而言，从经营体制与模式而言，是完完全全的“下海”。因此，律师执业是自己创业、挣钱来要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此时律师事务所处于无奈，也只好将一个所内全体执业律师进行排队来承担援助案件的代理事务，不少律师事务所考虑到在单个案件上律师付出太多，采取给予每个法援案件100-200元补贴了事。
●由于案情复杂，或者有可能辩护无罪的案件，当事人一般能支付律师辩护费，委托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辩护。在此情形下，大部份都是性质较为严重，案情复杂，法院或司法机关都已有定论的案件自然就不愿意委托律师辩护，法院再不愿支付费用，这些案件自然必到了法律援助中心，成为法援案件。如笔者在2000年办理的，一个涉嫌故意杀人的法援刑事辩护案件，被告为20来岁四川区部地区农村女孩，在一家军人家庭中为其孙子当保姆，最后因记恨主人当初承诺为其在成都找工作未兑现，将其孙子砍了数刀。该案伤者在上海整形治疗已花了数万元，审查阶段时，承办检察官曾找来被告父母亲，希望能支付一定赔偿金为孩子支付巨额医疗费，但被告家中实在太穷，无力支付这对于农村人而讲的“天文”数字。在庭审辩护律师发现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问题，但中院法官根本予理睬，结果一审判了死刑。由此可见，由于案件性质本身就严重，法援案件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或者说可能性太小。因此从律师与事务所角度而言，实际上都面临上有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下有办案难而无果，加之没有经费，因此都不愿意办理这类案件。

结论：必须落实责任、公开国家专款、让费用用于律师办案、办案律师必须获得劳动报酬。在有条件的可能下，实行公职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