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务会计”课题研究为什么会失败[1]

于朝


笔者用“法务会计研究失败”作为本文标题，一些学者可能会提出异议，毕竟我国从该名词见诸刊物至今的十年内已经发表了300多篇文章，还有近10本的书籍，总字数已经超过300万字。发表文章的总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司法会计学几十年发表文章的总和。这些“研究成果”还给一些学者、大学带来了许多功名和可观的利益，似乎已经取得了“学术”和财富的双丰收。还不仅如此，一些大学甚至已经开设的本科方向、硕士研究生班，还培养了几位博士。但是，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评价“法务会计”研究所取得的这些不菲成就，可能就会得出另一个结论——研究失败了。
一、中国“法务会计”取得“丰硕成果”的主、客观因素
第一，概念炒作。许多“法务会计”作品都采用了商业广告形式进行包装和宣扬“法务会计”。比如：“二十一世纪的会计——法务会计”、“财务舞弊的克星——法务会计”、“注册会计师是看门狗，法务会计师是警犬”、“司法会计仅限于大陆法系国家所用名词，法务会计则是全世界通用名词”、“法务会计=会计+法律”、“法务会计师=律师+会计师”等等。这种广告宣传的效果相当明显，起码让会计学界的一些人士感到了这一新“专业”的光明前景，甚至连法学界的个别学者也被忽悠起来了。
第二，名人效应。最先炒作这一概念的是三位分别来自法学界和会计学界的知名学者。由于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知道Forensic accounting的含义，因而在法学界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会计学界则不同了，由于会计学界的绝大部分学者都不清楚Forensic accounting的词义，加之高速膨胀的研究人才队伍和课题资源“枯竭”所形成的科研课题的“卖方市场”，再由名人推销，“法务会计”自然也就会成为被会计学界追捧的紧俏货。
第三，浮躁的学术环境。概念炒作、名人效应等招数本应是商界的一套经营策略，在追求真理的学术界应当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近十年来我国浮躁的学术环境，却使得这种商业运作模式能够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也促就了一些“垃圾课题”的繁荣。以“法务会计”为例，如此之多的“法务会计”研究成果，如果剔除从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抄袭来的内容，其也就只剩下“法务会计”的概念、概念比较、发展建议等空洞的内容。花了十年的时间，耗费了数百学人的精力，就取得了这点空洞的“理论”成果，你能说这个课题的研究没有失败吗？[2]
尽管一些学者“法务会计”论文的瑕疵颇多，但笔者丝毫不怀疑其中一些具备高学历以及高级职称的学者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如果从整个“法务会计”课题成果看，实际上绝大多数具有论证内容的“法务会计”作品（含文章和书籍）几乎都存在相同的瑕疵（这也许会让人有点不可思议）。换句话说，整个“法务会计”课题研究的失败或许是导致学者们发表的“法务会计”作品出现大量瑕疵的学术背景原因（学者们错选了课题）。那么，为什么“法务会计”研究会走向失败呢？笔者以为，除了受不良学术氛围的影响外，“法务会计”课题的自身虚伪性、引用国外瑕疵资料、研究方法不当等，是导致这一课题研究失败的主要学术原因。
二、“法务会计”课题的虚伪性表现
探讨“法务会计”课题的虚伪性问题，首先便涉及到“法务会计”名词的来源问题。中国90年代末以前没有这个名词，被“法务会计”研究者们推崇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没有这个名词，那么这个名词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如果是中国人创造的，那么是谁又为什么创造的呢？据笔者了解，截止到目前为止，除有司法会计学者撰写文章探讨过“法务会计”一词的来历外，还没有哪位“法务会计”研究者解释过这个名词的渊源。但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法务会计”研究者中肯定有学者知道为什么将Forensic accounting翻译为“法务会计”，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还没有公开罢了（笔者可提供参考的是：日文将Forensic accounting翻译为“ほぅむかぃけぃ法????”，而这个日文名词翻译成汉语则是“司法会计”）。把“法务会计”列为课题，连这个名词的来源都不清楚，你能说这个课题是实在的吗？
这里给读者一点提示：几乎所有的“法务会计”作品都不解释舞弊审计理论结构与“法务会计理论结构”的差异、舞弊审计活动与法务会计活动的差异。为什么？一解释恐怕就会露馅。这一点证明起来非常简单：中国目前已经发表的“法务会计”书籍，无非采用了两种理论模式，一种是抄袭美国舞弊审计学的理论体系及主要理论内容，二是抄袭中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体系及主要理论。抄袭形成的作品与所抄袭内容通常有两点差异：第一，抄袭美国舞弊审计学模式的，通常会使用Fraud Examination（舞弊审计）一词的近似汉语翻译方法（如“舞弊检查”、“欺诈检查”等），并将舞弊审计学中的最后一部分《专家证言》改称法务会计鉴定（或法务司法会计鉴定等），在最后这部分中除抄袭一点美国专家证人资料外，理论上基本上抄袭了中国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研究成果。第二，抄袭中国司法会计学理论体系的，则只是把司法会计一词改为“法务会计”，将司法会计检查理论的某些内容用舞弊审计学的理念加以修正。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如果将舞弊审计与“法务会计”进行理论系统比较，人们自然会发现“法务会计”原来就是舞弊审计。这种用舞弊审计学、司法会计学（的部分内容）拚接所形成的“法务会计”，你能说它不虚伪吗？
Forensic accounting一词本来就是指“司法会计”——这是一门已经存在多年并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的学科。学者们喜欢“创新”，将其改称“法务会计”本也无可厚非——因为在“法务会计”一词出现之间中国的司法会计一词就已经有了“法律会计”、“法会计”、“诉讼会计”、“司法审计”等等若干别称，再多一个“法务会计”也无所谓。但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法务会计”倡导者们并没有按照Forensic accounting原意去定义这一概念，而是通过偷梁换柱，把Forensic accounting定义为“非司法会计”概念，然后再用这个“修正”后的概念与司法会计概念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创立一门新的非司法会计的学科了。这种作为在学术界应当属什么性质的作为笔者就不去评价了，但会计学理论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常识：会计学本身对会计的定义是五花八门的，而会计学并没有因此而被分离为不同的学科。通过修正司法会计定义炮制而成的“法务会计”新学科，你能说它不虚伪吗？
“法务会计”命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先将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一词（Forensic accounting，可直译为法庭会计）翻译为“法务会计”，然后全盘抄袭这些国家的舞弊审计研究成果作为“法务会计”的内容。由于该命题本身具有虚伪性，因而任何论证该命题的人都无可避免地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
然而，“法务会计”课题本身的虚伪性却也诱导了不少学者在模糊不清的概念下进行相关理论研究，这种所谓的理论研究能取得真理性的学术成果吗？可以说，“法务会计”课题的虚伪性，是导致该课题研究最终走向失败的学术根源。
三、照抄国外带有瑕疵的“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形成以讹传讹
国内“法务会计”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都喜欢引用英美法系国家“Forensic accounting”的作品，且多数情况下都是直接作为研究成果予以引用或作为论证结论的根据，这是造成“法务会计”研究成果中出现谬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外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与国内司法会计作品有一点是相似的，即有些文章、书籍所表述的内容仅是作者的工作体会或做法，并非是学科理论研究成果。
我们先谈理论引用问题：由于理论研究的程度不同，国内外有些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者，或多或少的都会按照舞弊审计的思路研究司法会计的概念或工作内容，因而其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将舞弊审计与司法会计混为一谈的观点比比皆是[3]。产生这类观点原因主要是一些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者出自审计学或会计学专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学者受惯性思维或司法实践经验的某些影响，很容易在司法会计的概念、方法、程序方面出现理论瑕疵。英美法系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往往缺乏司法会计系统理论的指导。另外，即使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没有瑕疵，而“法务会计”研究者如果没有按照其理论原意理解的话，也会导致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现瑕疵。我们举个例子：国外的作品中往往将舞弊审计与司法会计并列介绍，这本身只是从舞弊审计师执业范围角度来介绍其可从事的两项主要工作。最近有“法务会计”研究者惊讶地发现，国外有关“调查会计和诉讼支持”的说法，与我国司法会计“二元论”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Forensic accounting和司法会计本来就是同一事物。但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也许会发现：“二元论”中的司法会计检查只是诉讼调查的组成部分，绝对不是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舞弊审计活动（调查会计）；司法会计鉴定也绝对不是舞弊审计专家证人的证言。也就是说，司法会计学不是舞弊审计学。但如果国外学者不加分析的把“二元论”当作舞弊审计学研究结果给引用了，同样也会导致其有关舞弊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的瑕疵。
再讲案例的引用问题，国外介绍舞弊审计案例比较注重的是技术方法的使用，有时也会把审计结果与法院的判决依据混为一谈，比如：英美法系国家的舞弊审计师的专家证言往往会超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范围（中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对超出的部分法官并不作为判决依据。但是，法官没有将审计报告超出鉴定意见的作为依据，并不是讲法官的最后判决与其没有采用的部分审计意见必定有差异。如果有差异，案件介绍则不会导致读者的误解，但如果没有差异，则读者可能就会误认为法官是依据了这部分没有被采纳的意见作出的判决。举个例子：舞弊审计报告认定某人贪污了多少公款，这部份报告内容显然已经超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范围，但报告中的其他相关证据可能会被法官引用，且法官最后判决也是确认某人贪污了多少公款，这样的案例读者如果不加分析或深究的话，就会误认为舞弊审计报告认定某人贪污多少公款的意见被法官采信了。
国外的很多“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会存在着瑕疵，而国内的“法务会计”研究者又常常不分伯仲的大量加以引用，在研究中不仅没有发现这些瑕疵，反而通过推导放大了瑕疵。本来这类“法务会计”瑕疵已经很严重了，国内的其他学者还要根据这些存在瑕疵的作品再进行发扬光大，推导出谬误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关于法务会计理论构成的，有知名学者将国外的司法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当作“法务会计”理论结构介绍给国内读者，而国内读者则将其发挥成“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理论体系”差异；二是有关“法务会计师”与司法会计师服务对象、立场等不同的结论，就是依据国外的舞弊审计案例，或者国外学者将舞弊审计实务当作Forensic accounting实务介绍的案例。总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是“法务会计”课题研究走向失败的研究手段原因。
四、无法选择正常的理论研究方法
眼下，无论是会计学界还是法学界，实证研究都是颇为时髦的话题。如果追查一下实证研究的时髦原因，人们便会发现实证研究实际上是规范研究达到一定水平后为求得理论能够继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需求。现代实证研究通常需要以规范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念、方法作为依据和“靶子”，当这类依据和“靶子”在会计学、法学中积累到一定量时，就需要提倡通过实证研究来找出规范性研究的不足，进而推进理论研究的发展。可惜的是，目前“法务会计”的实证研究所缺乏的正是规范性研究的成果。缺乏依据和“靶子”，使得“法务会计”实证研究步履维艰。
如果再深究一下“法务会计”的规范性研究能否提供这样的依据或“靶子”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舞弊审计与司法会计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社会活动，通过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学科——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而“法务会计”仅采用其模糊的定义作为规范性研究的起点，也就只能将两者进行“理论拼盘”，但两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拼盘”的结果只能是出现一只“麋鹿”。这也是几乎大多数“法务会计”作品都会存在着逻辑错误现象的根源所在。
“法务会计”研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如果采用实证研究，会缺乏必要的规范研究结果作为其依据或“靶子”；而如果进行规范研究，又无法取得独立的研究成果。那么，“法务会计”研究者只能另辟蹊径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研究方法之前，“法务会计”课题研究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五、“法务会计”课题研究何处去
中国的“法务会计”课题研究失败了，但并非说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一无是处。首先，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吸引一大批会计学者关注了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为中国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网络了人才，向笔者会大大促进中国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其次，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化了很大的精力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舞弊审计和司法会计的理论与实务的研究资料，可供我国学者在研究这两个学科时参考。笔者作为司法会计学研究者对这些学者的贡献表示赞赏和谢意[4]。
课题研究的失败，虽然给一些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造成了时间上、精力上的一些浪费，但学者们也应当积累了一些研究经验和教训以及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的知识。这部分学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兴趣，重新确认自己的研究目标。或者研究舞弊审计学，或者研究司法会计学，这两个学科在我国都有其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笔者建议，如果继续研究“舞弊审计学”的话，最好直接引用英文名词Fraud Examination，而不是Forensic accounting；而如果研究司法会计学的话，则完全可以继续使用英文名词Forensic accounting，这样就名正言顺了。
六、结束语
笔者愿意再次重申已经发表过的下列建议和批评“法务会计”的动因解释，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尊重我国已经约定俗成50多年的专用名词——“司法会计”。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涉及的类似事物大都被冠以了“司法”二字（如“司法鉴定”、“司法会计师”），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中也已使用“司法会计鉴定”一词。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司法会计改称“法务会计”，不仅操作起来有麻烦，也不便进行学术交流。
2．系统的探究一下我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其发展历程——尤其是较为成熟的 “二元” 司法会计理论体系，起码可以避免重复研究。会计学者们如果能在批判的继承已有司法会计理论研成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专长，投入到司法会计实务理论的研究之中，不仅会大有作为，而且还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科学性与合法性兼备的司法会计鉴定操作理论，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标准，也为司法会计专用技术标准的制定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3．在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历史上，由于缺乏基本理论的指导，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弯路，历史上形成的一些错误理念对司法实践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仍在延续，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笔者一直关注“法务会计”的发展，也就“法务会计”的词源、理论构成、对学术和实务的不良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过探究和批评，目的仅是为了整合我国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力量，防止研究者重复当年司法会计学研究所走的弯路。本文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5]，但在文字表述方面可能有些直白，还望学者们谅解。
文章注释：
[1]本文节选于《从两篇博士论文看中国“法务会计”课题研究失败的原因》，略有改动。文章来源：司法会计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2875
[2]好在“法务会计”目前尚主要是在学界进行炒作，除了造成学术上的一些混乱和对大学生、研究生们带来了更多的疑惑或不良影响外，还没有触及司法实践。如果把舞弊审计理念完全用于司法实践的话，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起码会导致违法的甚至虚假的司法鉴定意见的泛滥。限于本文篇幅，实践问题当另文探讨。
[3]如果“法务会计”研究者对中国现存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情况稍加关注，就会发现仍有很多司法会计学者也都在试图通过借用舞弊审计理论将司法会计活动独立起来，这样一来，司法会计师就可以独立的解决“法律问题”，进而提高司法会计师的社会地位，但这样做肯定是违反诉讼法理和法律的。
[4]笔者研究司法会计学20多年来，除了网络外，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和考察国外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真正对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的考察，还是借助于“法务会计”研究者给提供的资料，而且通过这些资料的研读还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中国Fraud Examination的理论研究成果较比英美法系国家领先了一步。
[5]为了表示对研究“法务会计”课题的学者们的尊重，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本文在引用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和做法时，均未注明相关“法务会计”文章或书籍的名称、作者姓名及作品出处，这样做可能不符合相关学术规则，也请学界体谅。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总政司法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为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加强和规范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对2005年9月28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进行了修改。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 部 　司 法 部

　　　　　　　　　　　　　　　　　　　　　　　　　　　　二〇一三年二月四日



　　　　　　　　　　　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结合法律援助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依照前款规定申请法律援助：

（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

（二）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

（四）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第三条 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四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案件受理地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3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自决定再审之日起3日内履行相关告知职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情形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如果不委托辩护人，将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六条 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告知的内容应当易于被告知人理解。口头告知的，应当制作笔录，由被告知人签名；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对于被告知人当场表达申请法律援助意愿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七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24小时内将其申请转交或者告知法律援助机构，并于3日内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协助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关证件、证明等相关材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无法通知的，应当在转交申请时一并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第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并于7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制作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决定不予法律援助，制作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和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应当及时发送申请人，并函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了解案件办理过程中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情形等情况。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自发现该情形之日起3日内，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一）未成年人；

（二）盲、聋、哑人；

（三）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四）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

第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通知辩护的，应当将通知辩护公函和采取强制措施决定书、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副本或者复印件送交法律援助机构。

通知辩护公函应当载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姓名、涉嫌的罪名、羁押场所或者住所、通知辩护的理由、办案机关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等。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自受理强制医疗申请或者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之日起3日内，对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送交通知代理公函，通知其指派律师担任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诉讼代理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人民检察院申请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强制医疗申请书副本一并送交法律援助机构。

通知代理公函应当载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姓名、法定代理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办案机关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或者自收到通知辩护公函、通知代理公函之日起3日内，确定承办律师并函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法律援助公函应当载明承办律师的姓名、所属单位及联系方式。

第十三条 对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具有一定年限刑事辩护执业经历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对于未成年人案件，应当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第十四条 承办律师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委托手续。

承办律师应当在首次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询问是否同意为其辩护，并制作笔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意的，律师应当书面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五条 对于依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准许，并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对于有正当理由要求更换律师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对于应当通知辩护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查明拒绝的原因，有正当理由的，应当准许，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公安机关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十七条 在案件侦查终结前，承办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其意见，并记录在案。承办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变更开庭时间的，应当在开庭3日前通知承办律师。承办律师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时出庭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延期开庭。人民法院同意延期开庭的，应当及时通知承办律师。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承办律师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不开庭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对承办律师复制案卷材料的费用予以免收或者减收。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在撤销案件或者移送审查起诉后，人民检察院在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决定后，人民法院在终止审理或者作出裁决后，以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机关办理后，应当在5日内将相关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送达承办律师，或者书面告知承办律师。

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应当载明作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名称、承办律师姓名以及所属单位等情况。

第二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决定，制作终止法律援助决定书发送受援人，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日内函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办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除外；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函告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通知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受援人对法律援助机构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按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强制医疗案件中的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告知，或者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或者诉讼代理而没有通知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申诉或者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第二十五条 律师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法律援助业务规程，做好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解答咨询、参加庭审等工作，依法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律师事务所应当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业务指导，督促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尽职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对律师事务所、律师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进行指导监督，确保办案质量。

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根据律师事务所、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情况实施奖励和惩戒。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律师有违法或者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行为，损害受援人利益的，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通报有关情况。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协调，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做好法律援助咨询、申请转交、组织实施等方面的衔接工作，促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2005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