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10月9日沈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0年11月23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经营者的责任
第四章 消费者协会
第五章 调解与仲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社会监督，维护社会公德，正确引导消费，促进生产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辽宁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用于生活消费和有偿接受生活服务的个人或单位。
本条例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有偿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经营者、消费者均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本市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
新闻单位应当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舆论监督。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消费者有下列权利：
（一）自由购买商品和选择服务；
（二）了解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
（三）购买商品和接受生活服务，有权获得符合规定的质量、价格、计量、卫生、安全等保障，索取必要的购买凭证或收据；
（四）因商品、服务质量低劣遭受损害，可要求负有责任的经营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以至赔偿经济损失；
（五）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负有责任的经营者拒绝承担责任时；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依法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对商品或服务问题，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
（七）发现经营者有违法经营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和控告；
（八）少数民族消费者法定的特殊利益和合理的传统消费习惯受到侵害时，有权提出批评或向有关部门投诉；
（九）要求接受消费教育和咨询。
第六条 消费者有下列义务：
（一）购买商品和有偿接受服务时，应尊重经营者的劳动，遵守经营服务场所的有关规定；
（二）选购商品时，应爱护商品；
（三）按商品使用说明书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商品，遵守与经营者的约定；
（四）承担由自身责任而造成的损失；
（五）消费纠纷投诉必须实事求是，并提供有关证据。

第三章 经营者的责任
第七条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坚持公平自愿、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应消费者的要求，如实介绍商品和服务的有关情况；
（二）生产、销售的商品和提供的有偿服务，必须符合质量、计量、安全、卫生等有关标准和规定；
（三）保持商品商标和标签的完好，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应作出明显标志；
（四）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标准，并明码标价；
（五）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按规定或应消费者要求开具购物凭证和收据；
（六）出售需要调试的商品，应为消费者当面调试，有保修期的，应做好售后服务；
（七）产品达不到规定标准，但仍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厂家应标明质量等级，经营单位出售的残次商品，应在标签和购物凭证上注明“处理品”字样；
（八）削价处理的商品，应如实标明原价和现价。削价处理的食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
（九）商品和服务性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
（十）出售试销商品，必须有检验合格证；
（十一）出售作为奖品的商品也应按规定实行包修、包换、包退；
（十二）加工衣着和生活用品，必须给消费者出具记有原材料名称、数量、样式、标准及取货日期等内容的单据；
（十三）外地来沈从事加工、服务的个体业户，开业时应向所在区、县消费者协会（委员会）交纳一定数额的消费者损失抵押基金，并以合同形式签约，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离沈时返还；
（十四）对采用定期还本方式出售商品的，必须经公证部门公证；
（十五）以提供长期保修为条件出售商品的，应在购物凭证上注明商品使用“期限”；
（十六）开展邮售业务的，必须保质保量，按期履约；
（十七）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纠纷时，经营者必须如实提供事实情况及有关证据；
（十八）家用电器维修人员修理家用电器时，应填写有收货日期、修理部位、更换零部件名称、取货日期等内容的修理登记卡片，在保修期内应及时维修，不得借故推诿。高档家用电器一次维修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天，遇有特殊情况不得超过四十天；
（十九）必须履行国家规定或双方约定的包修、包换、包退义务；
（二十）出售商品必须使用标准计量器具，保证数量，商店和集贸市场应设公平秤（尺）供消费者使用。
第九条 禁止经营者下列行为：
（一）出售假冒伪劣商品；
（二）制作虚假的商品广告、服务广告；
（三）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以欺骗手段引诱消费者误购商品，搭配销售商品；
（四）以假充真、以旧充新、以劣充优、掺杂使假、偷工减料；
（五）短尺少秤、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
（六）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腐烂变质、过期失效（包括没有标明生产日期的食品和药品）及违禁商品，以“处理品”名义销售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
（七）生产、销售危害人身安全和健康的食品、药品、家用电器；
（八）出售罚没走私商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
第十条 经营者应制订并公布文明服务、售后服务、处理消费纠纷等制度，并应指定有关机构（人员）调解消费纠纷。

第四章 消费者协会
第十一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是代表消费者合法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监督组织。
第十二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由地方行政管理机关代表、社会团体代表、消费者代表和新闻单位代表组成，下设具体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在各级人民政府指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协助有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和通过新闻单位，依法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具体职责和义务是：
（一）受理消费者投诉，调解消费纠纷；
（二）向有关部门提出改进商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建议；
（三）对消费纠纷调解不成的案件，当事人可申请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仲裁；
（四）涉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查询；
（五）协助有关行政部门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进行处理；
（六）对有关行政部门应依法进行处理而未及时处理的，可建议、督促有关部门或提请上级主管机关及时处理；
（七）对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消费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协助有关部门对商品、服务的质量进行检查；
（九）征求和收集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向经营者反馈商品、服务质量信息；
（十）参与评选优质产品、优质服务活动，根据消费者反映，向有关部门提出撤销优质称号的建议；
（十一）根据消费者反映和实际调查，经有关部门检查鉴定后，对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发布通告或召开商品质量新闻发布会；
（十二）组织经营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沟通信息；
（十三）接受消费者咨询，指导消费者合理消费；
（十四）与外地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共同处理跨地区的消费纠纷案件。
第十四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应聘请监督员，协助本会对商品、服务质量进行社会监督。

第五章 调解与仲裁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委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社会团体设立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进行调解和仲裁。
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消费者协会（委员会）。
第十六条 消费者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当直接与经营者协商，经营者当时能够解决的，必须解决；当时解决不了的，自消费者提出之日起十日内解决。
第十七条 直接交涉不成或经营者拖延不解决的，可向消费者协会（委员会）投诉，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
第十八条 调解不成的，消费者可向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区、县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受理标的额五千元以下的消费纠纷案件；标的额超过五千元的，由市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受理。
第十九条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审理消费纠纷案件和仲裁决定的执行，适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制定的《沈阳市消费纠纷仲裁办法》。
第二十条 消费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按下列规定期限向消费者协会（委员会）或有关部门投诉：
（一）法律、法规有时效规定的，在规定的时效以内；
（二）有约定期限的，在约定期限以内；
（三）没有规定或约定期限的，在一年以内。
有责任的经营者愿意承担责任的，不受时效限制。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卫生防疫、畜牧检疫、商品检验、海关、公安、司法等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予以查处。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出售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和危害身体健康的，应根据不同情况，由有关行政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和用强卖骗卖手段推销商品的，除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情节严重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二）出售需要当场调试的商品，因未当场调试出现质量问题而拒不退换、修理的，应责令经营者退换、修理，并承担消费者往返运送商品的费用；拒不执行的处以该商品价格的一至二倍罚款；
（三）不按规定或约定履行包修、包换、包退责任，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的，除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商品原价的50％以下的罚款；
（四）提供加工服务不符合标准的，责令经营者重作、修理；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应负责赔偿，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加工费的二倍以下罚款；
（五）对强行搭售商品的，除责成经营者收回搭售商品、退还货款外，情节严重的，处以搭售商品的一至二倍的罚款；
（六）在修理、加工过程中偷换零部件、调换原材料的，除责成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情节严重的，处以赔偿损失金额的五倍以下罚款；
（七）外地来沈从事加工、服务的个体业户，拒不交纳消费者损失抵押基金的，由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或吊销营业执照；
（八）应有使用说明书的商品没有使用说明书或使用说明书内容不真实、不全面，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经营者赔偿；
（九）邮售商品不能保质保量，按期履约的，除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处以邮售商品原价一至五倍的罚款；
（十）出售走私商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除由有关部门给予处罚外，责令经营者承担损害的责任；
（十一）修理高档家用电器超过规定或约定时间的，按修理费金额处以一倍以下罚款。
有上述行为的，除对消费者所受损害给予赔偿外，对情节严重的还应受到有关行政部门的处罚，直至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依法执行罚款处罚时，必须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罚款收入全部上缴财政部门。
第二十四条 出租柜台、场地和举办展销会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在经营活动中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承租、参销的经营者负责赔偿；消费者无法向承租、参销经营者索赔时，由出租、举办单位先予赔偿，然后，再由其向承租、参销的经营者索赔。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处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11月24日
道德之剑的熔铸
——也谈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

邵东县人民法院 刘海涛


[内容提要]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于当代中国法治是一种必要的尝试，对此认识的不同也将意味着不同的走向。在本文中，笔者提出了谨防道德强制和道德教育泛化两种危险倾向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而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危险倾向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根源，那就是它们都忽略了法官在其职业道德体系构筑进程中的自觉性和能动作用。
[关键词]职业道德 道德强制 道德教育泛化
在展开本文之初，首先有必要就“道德”这一语词给出个大致明确的定义：所谓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⑴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对道德的起源、形成、表现形态等方面尚存有诸多争议，但大家基本能够认同：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⑵。也就是说，道德区别于法律、党纪政纪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依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来保证人们对它的遵守。
在转型的时期的中国，由于旧的社会规范机制正处于变动不居的整合过程中，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忧虑也日渐深重。而市场经济的兴起更强化了全社会对诚信等道德规范的呼吁。因而，近几年来，各行各业在各自职业道德的构筑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关注。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同时也因应法官职业特质不断突显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并以其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该准则更多地体现出了对西方法治经验的借鉴和模仿，而殊少对本土传统资源的吸收，但其间昭示的先进司法理念，及其构画出的中国未来法官的大致风范，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一时间也引起了媒体的好评如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整顿清理法官队伍，提升法官群体素质”的制度性功能⑶。
但在笔者看来，《准则》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或仅在于：概括和宣示既有的优秀道德品格，引领法官职业道德的发展方向，促进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认知和统一——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在于“教化”而非“强制”——其理由就在于本文文首关于道德调整方式的认识。而当前一些关于《准则》的评论和赞誉以及热望，却体现出了关于法官职业道德体系构筑的某些令人不安的倾向。
这些倾向之一就是把法官职业道德混同于法官执业纪律，并试图以法律的或者有关组织的惩戒措施作为其实施的保障，我将其归纳为道德强制的倾向。其二就是单纯强调和依赖道德教育，忽略相关物质、体制、文化等方面配套措施的作用，这里我将它归纳为道德教育泛化的倾向。
以下分析之。

一、防止道德强制。
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道德强制”而不是使用语法上更为精确的“道德强制化”，是为了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大量存在着的道德法律化现象相区别。必须认识到，那些经由法定程序被赋予强制拘束力的道德规范，它所体现出的已经是法律的或者制度的属性，而不全甚而不主要是道德的力量。因此，无论从形式上抑或从内容上它都已是法律。显然，在就道德与法律的上述分野达成共识后，我们将把一些“执业纪律”、“职业守则”，排除出本文所讨论的职业道德的范围。
在网上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近期，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制定了《干警业外活动行为规范》，其中第二十五条并规定“本规范由院政工科负责检查落实”⑷。而福建泉州市丰泽法院同一时期也出台了《五个不得》规范，并在其中相应制订了一些诸如“黄牌警告”、“给予严厉纪律处分”的处罚措施。⑸这两个规范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是根据《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有关要求制订的。”所不同的是，前者赋予规定的是组织保障，后者所仰仗的却是制度方面的力量。
在这里笔者无意于就上述这两个规范内容的妥当性提出质疑，而制订相关纪律条例以管理队伍的作法似亦无可厚非。但是，从行文看来，两个规范显然都具有贯彻实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初衷。也就是说，正如一种观点认为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在实施上还欠缺一些刚性。“《准则》具体规定了法官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对“不能做”没有制订具体的惩戒措施……这是《准则》的不足”⑹，因而，“为增强《准则》的可操作性，便有必要制定相关惩戒措施”。而在笔者以为，正是这种认识和作法反映出了某种道德强制的危险倾向——如果说它还没有真正犯下道德强制之错误的话。
《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毕竟不同于《行为准则》，虽然其间的很多内容在笔者看来可以且有必要以《行为准则》的方式赋予其强制拘束力。但它同样还有部分内容是着重于内在调整的，无法加以外化或者量化。况且既冠之以“职业道德”之名，就应当局限在道德的范畴中发挥作用。否则有“名不正而言不顺”之嫌。此外，《准则》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从法理上讲并不具有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如果将《准则》中的规定作为对法官实施惩戒的依据，则会同《法官法》第八条第（三）项之“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规定相抵触，从而导致《准则》本身无效的后果。显然，这在逻辑上亦不足以自洽。
从本质上看，道德是把善的意志作为其要求对象的，它所倡导的实际是人心而非行为。在道德所由立足之处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在界定了是非善恶而外，却并没有取消人们选择恶的自由，于是善的内心在这种自由的选择中得以彰显。而如果走向道德强制，实质就是以强制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由此将导致道德本身流于形式而与行为人内心意志相脱节，并有可能带来普遍虚伪的产生。故而，“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行变得徒具虚名。”⑺
当然笔者并非对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道德法律化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竟合的现象视而不见。如前所述，甚至《准则》中亦有许多规定对于法官从业行为是起码的，因而有必要依法定程序使之法律化或制度化。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毕竟是如此不同，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与礼、法历史上就纠缠不清的国度里，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法官比之其他一些地域的同行们本就背负了过多法律之外的承载（例如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序上丧失了其应具的超然地位。那么，如果再加诸内容本就有些漫漶不清的道德强制，会不会使得法官们从此就更加如履薄冰呢？——毕竟，司法改革作为一项综合工程，其主体之一就是法官，因此少不了法官的主观努力以至大胆创新——或者，会不会使得我们本就不甚坚强的法官职业保障和身份保障制度更加流于形式呢？
当然，事实远未严重到这种地步，前景也并非必然如此。但，对这样的可能性保留一点清醒的认识，这在笔者看来却并不能说是杞人忧天。

二、防止道德教育泛化。
道德着重于对人内心信念的调整，因而道德教育也就成为构筑一定道德体系最为基础性的手段。于是可能会有人认为，随着《准则》的颁布，只要以《准则》内容为纲要在法官群体中不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依靠这种日积月累，一个良好的并能得到严格遵循的法官职业道德体系将会是水到渠成。当然，这种持之以恒的观念灌输其效用不可轻视。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因而“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⑻。在这一意义上说，审判实践和生活实践才是法官职业道德形成的基础。而那种自上而下的观念灌输，在大多数情形下只能让法官们认识到，什么样的职业道德观念是被最高法院所要求的。
那么，怎样保证法官们在自己审判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累积所得的职业道德观念契合于《准则》的要求（无疑，这是我们构筑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重要目标）？甚至，怎样保证法官们在可能的选择中一体从善，从而将良好的职业道德追求化成自己的内在需要？以及，在不断变迁着的观念冲击下又如何保证法官们的清醒和坚定？
我们可以看到，《准则》在法官的独立性、中立性、超然性和智识素养等方面体现出浓厚的西方法文化背景。某些方面甚至同我们的现行制度实践有所不容。因此我们要移植的就不仅仅是几个关于道德要求的条文，还应包括相关的理论体系，配套制度。比如，捍卫审判独立不仅应是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而更应当成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刚性的职业保障制度使法官们有所倚仗。否则，漠视法官们可能付出的惨痛代价，这既不人道，也势将导致法官们产生对权力（而非权利）无条件的服从意识，并视之为当然的“道德”。比如，在一个习惯于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动辄追问“立场何在”的环境中，法官们优先考虑的将是“立场问题”，“中立性”之缺位乃势所必然。再比如在一个业务经费、收入均与地方利益攸关的社区中，要想法官们有意识保持自己相对的超然地位恐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将法官混同于普通公务员实施管理，尤其是以行政化的思维指导审判工作，将极大弱化审判工作中应有的对法官智识的挑战，在禁锢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亦将无法提升法官的整体智识素养。——在对我们建国以来法治实践的种种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文化和制度实践上的种种背离之处，导致了我们的法官普遍的理念?
浜螅?耙档赖鹿勰钭呦蛭笄?Ｒ虼耍?谥贫冉ㄉ璺矫妫?颐巧行敫冻鼍薮蟮呐?Α２⑶遥??竦姆?梢馐妒俏颐枪怪?ü僦耙档赖绿逑档谋尘靶砸蛩兀?谡夥矫妫?鼻巴怀龅拿?芫褪钦?錾缁崛狈Χ苑ü僦耙堤刂实娜贤?妥鹬兀?识?惴旱亟?蟹ㄖ卫砟畹拇?ズ推裘梢嗳找嫦缘弥匾?４送猓?倒畚颐堑姆ü僮陨恚?芏嗳松腥狈Χ苑?烧?返睦斫猓???镜幕しㄊ姑?卸疾痪弑浮??庥稚婕暗搅朔ü僮ㄒ邓?嫉奶嵘??
可以说，单纯的道德教育甚至不能保证法官们职业道德观念的科学性。
其次，认识到“什么是道德要求的”并不一定会导致道德的行为，这里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将对良好道德的追求转化为行为人的内在需要。毕竟，道德也只有在行为主体将其内在化时才真正生效。尤其在人们对法官职业提出了比之社会平均道德水平为高的要求之情形下⑼，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依笔者看来，有两者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高度的职业尊荣感，其二是职业内部的高度同质性。
高度的职业尊荣感将保证法官们精神上的自足，从而有力地抵御外界之影欤???岫ㄆ涠懒⒌募壑底非蟆２⑶沂沟梅ü倜遣辉阜牌?钟兄耙档募俣ǔ晌?赡?，于是与职业相联系的道德追求便成为从业的当然内容。更重要的是，高度的的职业尊荣感必将附带产生致力维护共同职业形象的内在动力，而这正与法官们应具的道德追求不谋而合。但是，职业尊荣感并不能凭空产生，它需要高于平均水平的且稳定的经济收入以维持体面的生活，需要庄重的办公环境，相对舒适、便利的办公条件，富有挑战的且能给人以成就感的工作内容，社会普遍的对他们职业群体的尊重（当然，这尊重不仅将源于他们手中的赫赫威权，更还将来自于对他们整体学识和能力的景仰，且这种景仰只能依赖严格的职业选任机制来保证）。
职业内部的高度同质性在这里是指法官从业人员的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和生活背景的一致。毫无疑问，这种高度同质性将促成从业人员价值观念的同一，从而极大的推动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建构。同时，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所带来的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大体相近，将使得对业内人员高下的评判标准更多的倾向于道德内容，共同的职业团体利益也使同行们更为注重对共同的职业形象的维护。并且，就道德而言，较之外界监督，“来自同事的否定评价才是毁灭性的”⑽
因此，单纯的道德教育同样不能保证良好的道德追求能够当然成为法官们的内在需要。
而法官职业道德在中立性等方面有着与公众道德不同的特点，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法官职业活动中的道德冲突。例如很多时候公众道德要求我们嫉恶如仇，而法官职业道德却强调对诉讼各方（包括刑事被告）的平等对待⑾。此外，移植于西方的一些法律制度在很多时候将面临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且往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挑战因传统道德与职业道德的混淆而演化为对法官个人办案的道德责难，就会动摇法官们依法办案的信念。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越来越多的人将对财富的获取视为个人人生价值的标尺时，如何避免这些观念对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冲击亦是重要课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同样需要社会公众对法官职业特质的尊重和认同，甚至是一定情形下的宽容。同样需要物质、制度和文化诸方面综合的投入。

在上述对道德教育泛化之危险的简单论证中，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它与道德强制之间潜伏的联系。表面看来，二者是各自走向一个极端。但二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根源：即在法官职业道德的构筑中，二者都忽略了法官作为其间主体的作用。事实上，正是怀疑法官在其职业道德追求中的自觉性导致了道德强制，而正是漠视法官在其职业道德构建中的能动作用导致了道德教育的泛化。
危险的根源既已凸现，避免危险的路途便不言自明。
三、对本文的检讨
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在时下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要在其间作出有价值的思考确已显得艰难。并且，对道德本身的思考势必要超越道德的境界以寻求新的价值坐标，这在冯友兰老先生看来，就须得深入到哲象的领域了，或许仅此还显得不够。于是在草就本文之际笔者一如从前地痛感到自己理论储备的贪乏。在这里我大胆提出了要避免法官职业道德体系构筑中的两个可能的错误倾向。相比之下，对道德强制的分析更深入，这方面由于有历史上的若干教训，相信大家会有更多体会。而对道德教育泛化的倾向，在笔者看来，这更多的涉及到的其实只是一些常识，因而对此的展开也并不充分。当然，即使是常识有时也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过去了，所以适当地提及亦有必要。最后关于道德强制和道德教育泛化的认识根源，可说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但其引出却略显得突兀 ，这或是本文最重要的缺憾。
法官职业道德的构筑是我们司法改革中的重要课题，其成败也将直接影响到司法改革的成败。确然，《准则》为我们构画了一个科学的，令人鼓舞的蓝图，但即使有了各方面的投入和努力，这蓝图的实现仍须法官群体付出艰辛，甚至是巨大的牺牲，或许，由于路途的漫长，甚至大部分牺牲亦会显得寂寞。但那样的境界值得去努力。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⑿，笔者不但心向往之，亦深信这样的付出最终会有所回报。

注⑴：《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P259
注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P15
注⑶：可参见http：//www.yxfq.com / rsbw /0194.htm
注⑷：见 http://www.hp.gov.cn/hpfy/gzzd/ ywgf.htm.
注⑸：见 http://www.qzweb.com.cn/gb/content/2001-12/26/content--368858.htm .
注⑹：《建立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惩戒程序》 黄天优 人民法院报 2002年8月31日第3版。但在笔者看来，最高法院在《准则》中未规定惩戒措施，或正是出于避免道德强制的考虑？
注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梁治平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P273
注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P133
注⑼：这一点从《准则》的内容上可以看出